01
一、问题的提出
常听有学生家长抱怨说，现在做学生累，做家长更累。这里的“累”，其实指的是一种心理焦虑状态，即面对不确定性的焦急与思虑。基于对教育指向的未来身份的不同预期，焦虑的家长给孩子赋予不同隐喻的名称，比如“鸡娃”“牛娃”“青娃”等。在我们身边，做父母的无一不焦虑，特别是每年中考和高考前后，往往是家长们最焦虑的时候，有的学生家长甚至因为害怕被职业学校录取（尽管职业学校的招生宣传非常精彩），而在中考高考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担忧情绪。例如，某学生中考成绩不好，家长为其升学而焦虑，向笔者求助，笔者建议其读职业学校，家长骇然曰：哪怕去最差的普通中学，也不要去职业学校，没前途。最近一两年，焦虑情绪蔓延到了高校毕业前的求职就业阶段。一方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就业岗位在减少，加之自媒体大肆渲染，就业焦虑反过来又加重了学生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的焦虑情绪。
不仅学生和家长对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有焦虑情绪，而且学校教师自己对从事职业学校教育也有一种身份焦虑情绪。职业学校教师和普通学校教师相比，后者有高一等的感觉，前者则相反。在高端学术论坛上、在发表学术论文时，职业学校教师几乎都有一种身份焦虑，为了掩盖这种焦虑，教师们往往要强调本校培养了多少精英、与多少个500强企业合作，等等。有人对职业本科学校教师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出现了“双师型”身份焦虑——是“夹缝中生存”，还是走“第三条道路”？是该“去专业化”，还是该“再专业化”？是该“本体性存在”，还是该“工具性存在”？
学校教育焦虑何以产生？它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对职业学校教育产生更多焦虑？职业学校教育焦虑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有怎样的消解之策？这些问题正是本文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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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教育焦虑的产生及其本质
（一）学校教育焦虑产生于日益严重的“教育涂层”
“涂层（coating）”是来自工业制造经济的生产概念。“涂层”是指用物理、化学或其他方法在金属或非金属表面涂覆一层连续膜，经过特殊处理后用来保护产品避免生锈以及避免被尖硬物划伤。当“涂层”这个工业生产概念被陈忠教授创造性地借用于哲学问题研究以来，在学术界不胫而走，“渐次变成一种原创的、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学术概念和学术思想。”在陈忠看来“涂层有其效用和价值，会遮掩问题、提升形象、满足人的某种实用和心理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完善、仿真的幻象”，“涂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金生鈜教授率先将“涂层”概念用于研究教育生产的异化现象，让我们从工业生产概念的隐喻中看到，教育涂层化如何形成工业化教育的层级性、修饰性、功利性、工具性、通胀性等等特征。如今，“教育涂层”现象变得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严重。形形色色的教育概念花样翻新，大大小小的教育比拼推陈出新，学校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层层叠叠的教育涂层，而教育的自然性、目的性和人本关怀在涂层中被掩盖了，无谓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尽管有减负政策监管，却仍然难以阻挡教育的涂层热情。
为什么学校教育的涂层现象日益流行和严重？首先，学校教育涂层是全社会（包括学校、家庭、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共同涂抹在学生身上的象征符号，表现在专业知识、岗位技能、人才聘用、资格认定、职务晋升等方面，成为一个人获得社会生存身份和美好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标签。即是说，学校教育涂层具有象征价值并产生象征效用，这种效用日益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关于美好生活的体验感。其次，学校教育涂层制造和渲染身份焦虑，而且随着社会身份固化现象日益严重，每个个体都试图“借助于对涂层机构和教育涂层的追逐，在教育涂层的序列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同时努力获得更多的教育涂层”，学校教育涂层对身份焦虑的渲染也日益严重。
（二）学校教育焦虑的本质是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是人作为“意义动物”或“政治动物”的表征之一，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面对不确定所产生的本能恐惧反应。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也就拥有了身份符号，身份的影子无处不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到处潜藏有身份表达，诸如职员、雇员、临聘、长聘、劳务派遣、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学位房、双轨制、双师型、学历、学位、品牌等等都在表达身份的不同。身份标识表现为两种：一是在社会中的生存标识，表明“我是谁”；二是在社会中的地位标识，表明“我怎样”。一般来讲，人们是要通过身份的确立来比较和区分彼此，表明谁是自己人，谁是局外人，这就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关乎个人在社群中的生存形象、生存地位和文化归属。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存在感和尊严感是通过身份认同确立的。比如，一个人在学校做清洁工，他可能不会说自己是清洁工，而是说自己在学校上班；一个人的职称是副教授，他可能喜欢听别人称呼他“教授”。如果一个人预感到身份认同缺失、身份归属卑微或身份地位难以满足，就会有来自内心深处不可名状的焦虑情绪反应。就社会学而言，身份焦虑不是出自蒙昧冲动，恰恰相反，是一种理性选择却脱离了理性轨道的状态，经常和恐惧混杂在一起，海德格尔称之为“畏”，“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焦虑就是人类的生存机制，身份焦虑表现为获得某种身份认同时难以预料的担心、烦躁和恐惧情绪。
学校教育通过合法的涂层授权赋予社会公认的身份符号，比如文凭、证书，以及与之相应的全日制、非脱产、学校品牌等附件，即布尔迪厄所说的“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基于这种符号权力，学校成为教育涂层机制的主要生产者，表现为不同学校产生的文化资本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分配”。进而，受教育者被赋予的社会身份变成了个人、家庭、社会用来计量教育获利的计量器，这种计量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学校教育涂层的激烈竞争。因此，学校教育涂层实际上成为一种身份竞争机制，所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既是机制的生产者，也是机制的消费者，这两种身份交替出现、交互作用，很容易产生一种教育涂层化的身份焦虑。比如，前文提到的学生家长抱怨“做家长累”就是教育涂层所制造的身份焦虑。学校教育涂层不仅加剧了受教育的身份区隔，也加剧了教育者自身的身份焦虑。不同学校的教育机制进行着不同的教育涂层，这种教育涂层通过不同的教育内容赋予身份以不同意义，而不同身份也标识着不同的教育规格。有学者指出：“从教学角度看，身份简直是作为一根理论轴而牢固树立的，所有规定性关系均顺其旋转。无论是谈到儿童成长、个体化心理、课程评估，还是论及师资培养模式，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身份。”
03
三、职业学校教育何以有更多焦虑
（一）职业学校教育焦虑源自它的身份劣势
在教育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类型的学校通过不同的教育涂层生成了不同的身份符号，这些符号具有消费价值，人们在教育消费中为其标注了不同价格，即使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也不以为然。可以看到，人们被不同学校教育的身份标签所引导，或者趋之若鹜，或者避之不及，结果使学校选择和身份焦虑彼此互动。例如，学生、家长和教师对职业学校教育有不同程度的身份低贱的想象。何以有此想象？首先，与职业学校实施“类型”教育的特征有关。职业学校教育自始便具有平民性、普及性和公平性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国家学制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基层性位置。其次，与职业学校实施“类型”教育的培养目标有关，它培养体力生产劳动者的谋生技能，是以教育为方法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这种设计似乎使职业教育局限于体力谋生技能，排除了教育的更高目标。再次，与职业学校实施“类型”教育的行动视域有关，从物本主义和工具理性看待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从头到尾的工作都是为了同样的产品”，这个判断不仅低视，而且鄙视技能劳动者。总之，随着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通过学校教育改变身份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身份贵贱之类的概念也不胫而走，由此，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身份标签越来越看重。
人类具有摆脱蛮力、拒绝平庸和扬名立万的天性，所有人的内心都藏有“贵族”的身份欲望，只是有时压抑着，有时显现出来。从历史发展来看，在严格的贵族政治和等级社会中，人的身份欲望被诸如“君权神授”的礼制所压制，不会有严重的身份焦虑，不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关乎身份等级的恐惧心理。进入现代社会，工业化、理性化和效率化打破了身份等级封闭制度，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取某种身份的预期，身份欲望从隐性状态变为显性状态。当职业学校教育被贴上平民身份、低端身份和工具身份标签的时候，人们的“身份焦虑”也就油然而生，这种身份焦虑通常被解释为受到工具理性主义驱动而生成的一种现代性的情绪反应。
为什么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没有在校外职业教育中出现？因为身份焦虑是在身份“分配”之前因不确定的预期而产生的心理情绪，无预期就无焦虑。教育涂层可以给学校蒙上不确定色彩，但是一旦步入职场则意味着原来的身份预期落地，每个人各就各位，多数人基于现实已经不再期望改变身份或无力改变，对于来自不同学校的教育涂层也只剩下记忆，相应的身份焦虑也就无从产生。一个人在职场中接受职业教育通常都是基于确定性的现实考虑，不仅没有身份焦虑，反而在他们同事和亲友眼中是值得称赞的积极上进者。
但是，通过考试制度选择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受教育者对学校和未来就业的关系充满期待，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们争取进入“更好的”学校当然无可厚非。有人问，既然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就业技能而且“就业率高”，为什么绝大部分高分考生不愿意选择呢？因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将职业学校教育与底层平民身份画等号，认为职业学校的高就业率不能换来“高收入”和“贵生活”。事实上，如今就业市场的学历门槛的确越来越高，即使一个博士毕业生去应聘，招聘者也要看看他是否出自名牌高校；即使是名牌高校毕业生，也要看看他的本科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有的甚至要看高中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不仅如此，当人们称赞某人在某职业领域取得成就的时候，也免不了要说某人“出身名门”云云。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的出身是职业技术中学、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大学，在就业的时候与重点高中（有些重点高中自诩为“学术性高中”）、学术性名牌大学比起来很可能是处于劣势的。这种身份上的劣势从就业前后映射到升学前后，认为职业学校教育输在了身份分配的起始点上。常会听到有家长这样说：我对孩子期望不高，让他在职业学校读书，只要有一门技能，能养活自己，普普通通地活着就好。家长这段话表面看似乎很理性很释然，但这种释然只不过是试图消解焦虑而已。
（二）职业学校教育焦虑并非世界普遍现象
职业学校教育有更多的身份焦虑，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所有职业学校教育都有身份焦虑。德国职业教育被世界公认为标杆，它的职业学校教育有没有身份焦虑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可以忽略不计。德国国家法律为“双元制”的个人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学生早早分流则是出于“我选择，我愿意”，很少有人以接受职业学校教育而产生身份焦虑。但是，为什么其他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却难以很好地从德国复制这种深层认知呢？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很多职业教育机构都在移植德国“双元制”，然而至今仍没有预期中的“德国成效”，这是文化根基不同所生成的不同结果。“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是源于行会传统的一种资质文化和企业文化。基于此传统，“双元制”教育是企业本位的，企业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法，主导签订“校—企—徒”三方协议，而严格的职业资质标准及其考核则可以据此有效实施。与德国不同，行会制度传统并没有在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刻下烙印，中国校企合作仍然是学校本位的，如果由学校主导签协议和实施资质考核，可能效度比较差，会出现常说的学校“一头热”现象。而且，“双元制”受德国“天职”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中国“双元制”实践却忽视了这一文化力量，就好像抽取了“双元制”的精神内核，单单剩下一堆空壳。如果说中国儒家文化根基和德国行会制度传统有较大差异，故而生成不同职业教育观的较大差异，那么与德国有共同的“天职”文化根基的美国职业教育是否可以完全复制德国呢？美国教育家杜威承认“德国模式”很好，却并不适合美国文化土壤，如果照搬将危及美国教育民主，他说：“德国人通过其教育方法使它的政策变得更加有效，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教育方法树立为典范，就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危险，即它会有意无意地成为促进雇主利益的手段。”
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具有文化性，也具有地域性。即使中国在整体上有相同的文化土壤，但是不同区域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程度也有所不同，经济落后地区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更浓一些。何以如此？因为经济落后地区的求学者上升通道狭窄，他们把学校教育路径看得很重，甚至作为改变身份的唯一通道，因而在考试成绩和学校选择上更焦虑一些。但是，地域性在根本上仍然归属于文化性，例如，经济落后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商业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在根本上影响了该地域的学校教育观念。
职业学校教育焦虑并非普遍现象，还体现在不同职业学校的办学效果上。前文已述，职业学校教育焦虑源自它的身份劣势，如果职业学校克服了这种身份劣势，也就会消解其教育焦虑。事实上，那些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品牌的职业学校相对而言不愁生源。换言之，即使在同一地域的不同职业学校，由于各自的办学质量不同，人们对于它们的身份期待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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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因素
（一）文化因素：关系伦理的影响
职业学校教育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世界文明因素和民族文化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作用于职业学校的教育涂层。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同概念，文明具有共通性和普适性，文化更强调差异性和民族性。职业学校教育制度是人类工业文明成果，包括工业社会的效率主义、国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心理结构，以及人力资源、产品规格、订单交付等工业化指标。在工业文明成果一面，职业学校教育制度的移植要容易得多，但是，职业学校教育的文明成果需要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而“文化是不大可能被快速移植的，只能通过生长和培养”。欧美国家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更重视经济、民主制度和公众教育”有关，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现代性焦虑”的影响，不过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焦虑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新教育的出现，是外烁的而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基于工业效率主义的职业学校制度进入中国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问题。与欧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文化根基不同，中国儒家文化崇尚“关系伦理”，它把效率主义作为一种身份网络建构的教育涂层染料，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职业学校教育的“职位、职名、职分”等身份低贱幻境。
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他坚守儒家君子理想，遵从经世致用思想，以职业教育而救国，但是，他在实践中发现儒家文化与新教伦理推崇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区别”。1925年底，黄炎培分析中华职教社原定目标“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的原因之后，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毫无疑问，外烁的职业学校教育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土壤。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相比较，中国文化土壤特质是什么？是“仁礼”为核心的儒家“关系伦理”。而实践中的“关系伦理”往往被权力中心主义和物质功利主义所控制。在工具理性冲击下，异化的“关系伦理”给职业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涂层，包括入学专业选择、课程内容学习、校企深度融合、毕业考试选拔、就业岗位训练，等等，这些涂层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深层非经济因素。从“关系伦理”出发，中国人在选择教育时非常在乎周围人（亲戚、邻里、朋友、同学、同事、领导）的看法，因为“看法”意味着“关系”，当然也决定了他对于社会身份、地位和职业声望的预期。事实上，对职业学校教育最有身份焦虑感的往往不是学生本人，而是学生家长。当学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家长比孩子更着急，因为父母在社会上比孩子更多地感受到周围人看法的压力。
梁漱溟曾经肯定传统社会的“关系伦理本位”，他认为“关系伦理”衍生了“职业分立”的社会秩序，其中“受教育机会、名誉面子、权、财利”四者分配得很均匀。但是，当职业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就业谋生而非做官权力的受教育机会出现之后，所谓“分配得很均匀”就不存在了。然而，“关系伦理”背后的“人缘、人情、人伦的关系”、关乎“名誉面子、权、财利”的身份表达还在。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并非不知道职业学校教育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技术技能，但是，职业学校在“关系伦理”上的弱势使他们放弃了选择。多项研究表明，在晚近出生的人群中，我国中职毕业生的职业声望相比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在不断下降；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声望相比于普通本科毕业生显著较低，职业教育在经济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上展现出明显的“分流器”效应，形成了家庭对职业教育选择的焦虑。反过来，并非所有的职业学校都被求学者的第一选择所放弃，那些在“关系伦理”上占据优势的品牌职业学校反而受到热捧。笔者所在的就是一所长期受考生热捧的职业学校，受热捧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对强势的校友关系网能够为毕业生创造更多更好就业机会的预期。
（二）心理因素：劳动意义的影响
心理因素是指就业心理体验，包括劳役感与幸福感体验、工具感与价值感体验、无聊感与意义感体验，等等。人是意义动物，思想和技术构成了人的意义性，这种意义性促使人不可避免地追寻职业幸福感和劳动价值感体验。体验不是来自外界传授的知识美德，而是来自个体内心的直观感受，但这种感受可以通过情绪弥散开来。如果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体验普遍不佳，找不到职业幸福感和劳动价值感，甚至产生焦虑情绪，那么这种感受就会反馈到人们对于职业学校教育的预期之中，进而产生职业学校教育焦虑。
职业学校教育作为工业文明的成果，所支持的“现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各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特别是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提高劳动效率是和工作环境差、加班时间长、挣的工资少、晋升机会少、政治权益少、社会资源少、工作不稳定等联系在一起的，它所要求的技能劳动工人最好“无意义”或“不思考”。20世纪初，人们把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奉若神明，福特效率的秘诀在于“脑体分离”，他说得很直白：“对有些类型的人来说，思考才是绝对可怕的事情。”只不过有时候在相对高工资的驱动力作用下，工人们的“工作焦虑”情绪被消解了，但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仍在，这种身份焦虑会传导至职业学校教育中。于是，一个问题摆在世人面前：职业学校教育培养无意义的劳动者吗？我们常说，职业学校教育培养的是一线技术技能操作人才，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培养“劳力者”。可是，劳力者自古都是被否认了思想的，即所谓“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尽管劳力者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教育权利，但是劳力者思想仍然受到忽视。在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建构初期，“低层次”和“纯技艺”就是两个核心内容。黄炎培早年根据他对美国教育的考察，不仅把职业教育置于中等教育以下层级，而且强调职业教育“完全主讲艺术”而不用“思想”，他撰文区分职业教育和实业教育之不同的时候写道：“实业教育所养成之人物，其一部分主用思想；而职业教育所养成之人物，则完全主讲艺术。”当然，黄炎培很快发现了“纯技艺”这一话语的偏颇。但是，劳力者思想被精英否认，职业学校教育培养人才重视劳动技能而忽视劳动意义至今仍是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认知，在一些国家（如德国、美国）的职业学校教育设计中，“意义劳动”通过完全学分制度、专业申请制度、学校融通制度等实现了“有迹可循”，加之这些国家固有的“天职”根基文化、行会传统文化，以及不断改善的工人薪酬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因工作焦虑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被提前淡化了。
如果说老一代技能工人甘愿像螺丝钉一样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一辈子，那么新一代技能工人则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除了“就业谋生”之外，他们还需要“美好人生”。对于那些原本志在“意义”，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某项工作的人来说，当他们遇到“环境差、收入少、无尊严”再加上“无意义”的时候，很可能是底层无奈的焦虑，甚至是低贱的绝望。不久前，人类学家格雷伯发表网文《论狗屁工作现象》，诉说和探讨职场无聊工作，旋即获得全世界读者的热烈回响，就是一个证明。无疑，如果职业学校教育培养无意义劳动者，就等于在制造身份焦虑，是教育的不公平和异化行为，它在把技能劳动带入无意义状态的同时，也把自身带入了边缘化和受歧视的境地，最终必然遭到抛弃。事实上，职业学校教育培养无意义劳动者是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作为主要竞争方式的产物；随着个性化和定制化生产方式更具竞争优势，劳动将成为寻找工作和生活意义的载体，职业学校教育将“重新审视工作意义，而不仅仅是重新培训劳动技能”。
（三）教育因素：办学质量的影响
影响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教育因素主要是指办学质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高，得到的社会认可度高，就会赢得好的口碑和尊重，这个时候学校本身属于什么类型已经不重要，身份意义已经被消解。如何理解学校的“教育质量”这个概念？普遍看法是，它不只表示结果上的学生学习成绩或毕业生就业率，而是包含了结果和过程、空间和时间的综合结构，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第一个维度是客观维度，包括学校教育和影响因素两个层次；第二个维度是主观维度，这一维度主要指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层次。如果从是否影响焦虑情绪来理解，那么，“教育质量”主要指向主观维度的“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层次，可以用“办学声誉”来表征，也可以用“品牌”和“特色”来表征。对于职业学校教育来说，办学质量高就意味着社会吸引力强，与之相应的教育身份焦虑就会变弱甚至消失。
探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原因，研究者总要说到“学而优则仕”文化观念的消极影响，也总要说到“技能工人薪酬低”之类的制度层面的影响。这些客观归因浮在表面，在市场经济中很难触及问题根本，前者没有看到今天读书人的成功标识有很多，“学而优”并非一定要成为“仕”；后者没有看到薪酬制度并不简单地由国家规定。还有人说，改变人们对于职业学校教育身份低贱的预期，必须在国家制度实践中保障不同类型教育的公平权益，包括经费投入、教师选聘、学生选拔、知识内容、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公平性获得，同时也保障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美好生活权益和身份认同。这个说法的逻辑是正确的，通过制度建设使职业学校教育的社会生态得以改变，的确是消解职业学校教育身份焦虑的前提。然而，如果我们的职业学校教育用技术性模具把学生制作成“平面人”，无论在教育机构还是在工作岗位，他们既是一个行为简单的具象存在，也是一个面容模糊的抽象概念，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态中是无足轻重的。笔者相信，如果一所职业学校擎举着技术性模具招揽生源，那么即使新政策下可以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消解不了人们对于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
由于职业学校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才导致人们对职业学校教育不信任；由于违背教育自然法的行政化色彩在职业学校教育身份上涂抹得更为浓烈，才导致因教育生态被破坏而生的职业学校教育更为浓烈的身份区隔和焦虑。我们看到，很多职业学校用工厂生产思维管理学生，受教育者被作为可以测量和计算的产品规格，尽管在教学高效率和就业高收益之间有较强的话语权，却没有在毕业生的职业生活中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即使提升文凭层次和强化技能证书，收效也不是很明显。原因在于，职业学校教育的身份焦虑是通过职业学校的教育涂层不断强化的，职业学校的教育涂层使毕业生身份被物化、矮化和固化。换言之，职业学校的教育涂层基于生产模式和物本逻辑，遮蔽了教育自身的纯真性，破坏了教育自身的生态系统，当然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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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消解之策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职业学校教育焦虑是整个教育焦虑环境中的一个较为严重和特殊的类型，它的本质是人们通过工业效率主义涂层而引发的关于教育身份预期的担忧。职业学校教育焦虑并非普遍现象，也并非不可避免，只要抓住文化根基（话语转向）、心理体验（生命意义）和教育质量（品牌特色）这几个影响因素，就可以找到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消解之策。
（一）实现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转向是脱离职业学校教育焦虑之境的根本
效率主义工业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关系伦理相冲突，这种冲突是职业学校教育身份焦虑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公众看来，职业学校教育的效率主义文化把生活在关系伦理中的求学者裹挟进入一种强大的训练性话语实践体系中进行炙烤，当求学者终于被“烤熟”并且成为机器劳动者之后，却在必不可少的就业谋生中意识到了逼仄的生存空间和无望的奋斗前景，这是最令人产生身份焦虑反应的。可见，身份焦虑是效率主义职业学校教育话语体系在文化冲突中触发了关系伦理的功利主义神经而产生的。然而，现实改变显而易见，传统的效率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大数据算力中面临困厄，职业学校的教育涂层在人工智能的新技术世界里有点迷惘，基于物本逻辑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已经很难解释和应对数字化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我们必须转向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逻辑，“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可能还够不上一个值得推敲的独一无二的命名；而且就目前来看，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及其语境还没有完全清晰地显明，但是，当我们将这个名称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实践场景中，就会发现它的使用价值。生命主义职业教育不是远方的风，而是路上看得见的美丽风景。当我们有职业教育系统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时候，就能够找到滋养劳动者精彩人生的青草地，并且因此不断促进全社会自主且充分就业。例如，发展绿色职业教育、全纳职业教育、关心自我职业教育，针对性地培养绿色经济所需的生态意识、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用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的生命尊严和生活幸福，所有人热爱并愿意接受关心自我的职业教育，愿意用“心之爱”连接手与脑，通过分散式合作课堂、生物圈学习环境等等，“把教育从竞争性比赛转变成互相合作、充满关爱的学习体验”，这个时候的学校围墙已经消失，异化劳动的无意义感被自主劳动的意义感取代。因此，生命主义职业教育不仅是关乎技术与工作的职业教育学命题，而且也是关乎“生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有无大写历史的社会学命题。更进一步说，它是关乎能否看到“自由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创造形式”的哲学命题。
（二）找到职业教育“生命意义”就找到了消解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水源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非“教育层次”，这个判断在当下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界的共识。但是对于公众来说，成为一种“教育类型”是否意味着现实中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实现了同等重要地位呢？换言之，中考和高考毕业生选择学校的时候面对职业学校是否不再有身份焦虑呢？就现状而言，中考和高考学生的竞争压力并没有降低，职业学校对公众的吸引力并没有比原来更强一些。总之，如果职业学校教育的理念和内涵没有改变，即使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比原来增加了教育路径，那么在职业学校教育的实施质量和就业去向上也不会改变人们对于“二流教育”的心理体验。例如，作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我国职业本科试点已开展近三年，3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应运而生，但是，社会上对职业本科学校的“知晓度”普遍偏低，考生和家长不会主动选择、更不会以第一志愿填报职业本科学校。
为什么职业学校教育至今仍然缺乏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职业学校教育给公众的心理体验是工厂车间冷冰冰的工具，是即将送入机器传送带的零件。因此，消解人们对于职业学校教育的焦虑情绪，首先需要把职业学校教育作为“生命现象”，找到职业教育的“生命意义”，给职业教育以“意义赋值”，使职业教育行动有“向内求”的自觉。就心理因素而言，职业教育的科学性并不因着我们将其话语嫁接于工作过程和岗位训练而得到加强，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沉浸在体验本身之中的状态”，这种选择意义性的体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人彰显其生命价值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找到了职业教育的“生命意义”，就找到了消解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水源。职业教育的生命意义体现于多种期待性的满足：自我实现的期待，社会尊重的期待，审美体验的期待和职业幸福的期待。这些期待是职业教育（生命体）实现“自我拯救”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职业学校教育着眼于“向外求”，力图“他救”和“救他”，故而既浮躁又焦虑。福柯说：“人必须拯救自己，以便拯救其他人。”如果职业学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话语从不关心自己的生命世界，却始终在身份卑贱的“刺激—反应”世界中谋求生存，那么职业学校教育本身就不可能实现自我命运的拯救，当然也谈不上有拯救他人的技艺。
（三）建设职业学校教育品牌和特色是消解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基础工作
决定一所职业学校教育生命力的是其教育质量，如果说公众对职业学校教育有焦虑情绪，那是在深层意识中对它提供的教育质量有担心。教育质量不同于产品质量，不需要建设千校一面的标准化办学模式，不需要实施标准化课程、标准化教学，也不需要培养标准化人才，那么教育质量的着眼点是什么？是培养人才实现其生命价值。对于职业学校教育来说，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是建设品牌和特色。《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发布以来，各职业学校开始有意识地打造品牌专业和特色课程。但是，我们看到各学校所谓“品牌、特色”的话语表述几乎都是一样的，似乎除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岗位技能、岗课赛证、产教融合、订单制培养、项目化课程、活页式教材等概念之外，就再没有别的表达词汇，举目所见的只是一套打法，职业学校教育呈现一种趋同化“类型”特征。如此，当学生和家长面对报考职业学校的选择时，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哪所职业学校最好，而是职业学校教育类型的身份特征。
不少职业学校把教育质量完全等同于效率主义的课程教学和技能大赛，用统一标准规范课程和教师教学，举全校之力打造师生技能大赛；教师疲于奔命，学生无法自主；学校似乎每天都处在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每天都在不停地吹吹打打，却从未真正攻破任何一个堡垒。其实，职业学校教育的优势不是强化“训练性”，而是强调“做中学”，职业教育也要像普通教育一样提供教育性的学习环境而非建造产品训练营，否则职业教育不可能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天赋被启迪而不喜欢生命被规训。如今，就业生态已经发生改变，一是文凭越来越贬值，二是能力越来越升值；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同时存在，一方面许多企业声称他们很难找到岗位迫切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即使“躺平”也不愿意去某些他们认为的“差公司”上班。这说明，就业生态发生改变，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与之相应的劳心与劳力相区别的逻辑基础正在消失。如果职业学校教育不从生命理念出发建设教育生态，还在固守已明显不适应的千篇一律的训练模式，那么所谓的高质量、品牌、特色等都只能是空洞的概念。因此，在数字化和少子化成为必然趋势的新时代，发展具有品牌和特色的高质量的职业学校教育是必要而迫切的。职业学校教育已经走在了新历史的大门口，不再有围墙的封闭性和教育的阶段性，它不仅与产业、企业、职场、市场彻底打通，而且与普通教育、劳动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彻底打通。如果它的原有逻辑不存在了，那么，隐藏其中的身份焦虑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职业幸福感必将成为书写职业教育实践话语的基本立场。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34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本文请标注：徐平利.论职业学校教育的焦虑与消解[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34）：6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