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

从系统理论视角看，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层次组成的创新性系统。定位、目标、任务和条件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顶层的定位到底层的条件，形成了以“战略驱动—目标牵动—场景联动—条件撬动”为逻辑主线的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行动框架。该行动框架以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理论的“融合”与“创新”为统领，充分体现“需求驱动”“人文引领”和“融合协同”之价值理念。

图1 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

一、一个战略中心：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

在国家层面，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战略行动。“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数字化转型是处于“融合”与“创新”阶段的信息化，继而迈向“人机协同”“人机融合”的智能化新阶段。数据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中自由流动，使得传统的学校边界日益模糊。一方面，职业院校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职业院校之间，以及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等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方便，信息流动的速度更加快捷；另一方面，新一代数字技术为职业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治理模式和评价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可能性，成为职业院校塑造品牌形象和获取核心竞争力的新工具。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化转型是职业院校提高自身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教育数字化的多元背景下，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数字化转型并非是引进新一代数字技术系统或优化数字化教育资源平台的局部改革，本质上是对职业院校业务、组织和生态的根本性重塑，是教育信息化的质变过程。这就意味着职业院校要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来规划、设计数字化转型，要打破以往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以及将数字化转型视为ICT技术转型升级的片面认知，不能陷入“部门设计”“碎片推进”的实践迷雾。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本身是职业院校的战略行动，应从战略层面将数据驱动的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根植于学校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不能脱离职业院校的发展使命和目标，要嵌入职业院校整体战略发展蓝图之中，与职业院校的育人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的使命有机耦合。倘若此，才能发挥数字化转型对职业院校业务改造、组织变革和生态重塑之赋能作用。

二、两类转型目标：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牵引力

作为一项根本性的职业教育创新与变革活动，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数字化转型本身的目标，即数字技术融合于职业教育、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塑造数字职业教育生态，体现为“融合”“创新”和“生态”三个关键词。促进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首要目标，充分体现了教育信息化从应用到深度融合的质的跃迁。首先是“融合”。以满足教、学、管、评等不同主体的现实需求为目的，通过替代、拓展、优化和功能重构等途径，使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职业教育各环节之中，从而“引发教育的组织构架、教学范式、教学评价、教学管理的系统性创变。”其次是“创新”。充分体现人文引领的价值理念，以促进学生个性充分发展、减轻教师和管理者的工作负担为宗旨，探索形成基于数字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新空间、数字化教育教学新模式、教育治理新模式和教育评价新模式。最后是“生态”。强调数字化转型对职业院校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即数字技术已作为基因嵌入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之中，从而塑造了数字技术与职业院校共生的新生态。

二是对职业院校办学整体而言的目标，即提高职业教育的育人质量和社会适应性。“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培养质量不高，具体表现是学生成长收益不高、获得感不强。推动职业教育质量革命，教师是主力军，课堂是主阵地。”以课堂为主阵地，以教师为主力军开展数字化转型行动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职业教育质量革命的关键举措。从这个角度看，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可归纳为“提质”“培优”和“降本”。“提质”主要指聚焦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数字资源集聚、学习空间扩展、学习评价创新等手段，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使学生向“学习者”转变，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优”是以数字技术和资源协同推进学校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不断创生优质学校、优质专业和优质课程。“降本”则指通过打破数据壁垒，缩小技术鸿沟，降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学校内部治理之成本。

把以上双重目标结合起来，数字化转型即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式、创新性应用，为职业院校的业务赋能、为师生赋智和为合作企业赋利，“推动教育产品迭代更新、教育模式集成创新和教育评价方式创新，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职业教育供给质量，从而重塑职业教育供需关系，增强职业教育服务能力和社会适应性。”

三、五种应用场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力

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样态集中体现于应用场景之中。当前，学术界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之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有研究者提出“四场景”，即教育数字化转型由基础设施、生产方式、运营模式和组织文化四大应用场景组成；有研究者提出“五场景”，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沉浸式学习环境、学分银行、智慧图书馆和数码社区视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还有研究者提出“六场景”，即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教育资源、教育教学创新、数字素养提升、标准规范研制和数字伦理安全。不同的认识反映了研究者对数字化转型内涵及应用领域的不同理解，但有的过于具体，如学分银行和智慧图书馆，有的则过于抽象，如组织文化和数字伦理安全。

教学、学习、管理、评价和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的主要业务，因而是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应用场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场景设计应体现“需求驱动”“人文引领”和“融合协同”理念，突出需求导向、用户体验、育人目的，以及信息技术与职业院校主要业务的深度融合，跨组织、跨部门的协同合作。第一，教学方面，充分体现数字技术与教学过程的深度融合，重构教学空间、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和优化教学过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课内课外互通、虚拟现实互补的教学新生态。第二，学习方面，旨在通过教的数字化转型在空间环境、方式方法、互动交流等方面引发学习革命，加强基于AR和VR的虚拟仿真软件和资源建设，形成体验式、沉浸式学习新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管理方面，通过用数据说话、用数据论证和用数据决策的数据驱动场景化，促进职业院校内部各部门间数据共享和行为联动，实现职业院校内部的协同治理。第四，评价方面，利用基于智能评学、用户画像等个性化教学评价技术，对教与学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诊断分析、精准评估，并建立数字化学生成长档案和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档案，从而提升专业化教学决策支持、精准化质量监测评价和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水平。第五，校企合作方面，通过搭建校企数据共享平台，打破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数据壁垒，提高技术技能人才供需匹配度和技术研发联合创新契合度，促进产教深度融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利用技术对已有教育场景的改造，要“在人机有效融合上获得突破”，即充满想象力地创造出人机共生共荣的教育新场景。同时，这五种应用场景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通过系统化的分布式设计，形成融合协同的数字化职业教育整体。

四、三大基础条件：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支撑力

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依托技术平台、教育大脑和数字能力三大基础条件。技术平台是新技术支持的基础设施，教育大脑是数据驱动的智慧中心，数字能力是主体力量，共同构成了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体系。

数字技术平台是基础。有研究者指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底层技术架构可以“概括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等“ABCD”技术。在教育领域，5G、人工智能、大数据、AR/VR、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构成了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技术底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些数字技术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汇聚到统一、联动的技术平台。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原生、低代码和人工智能等多重技术的平台汇聚，能提供跨领域、跨部门的端到端业务流程自动化能力、开源可装配的数字资源应用开发能力、柔性可沉淀的服务组装与开放集成能力。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教育领域各级各类技术平台的融合发展。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应统筹通用软件、学科软件、数字教育资源、智慧教育平台、智能分析评价工具和智慧教室等数字教育产品，从而构建功能齐备、互联互通、应用便捷、响应敏捷、服务协同的“数字技术+教育”大平台。

数字教育大脑是核心。自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以来，建设数字大脑就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任务。比如，在产业领域有“产业大脑”，作为产业发展的数据中心和支持中心，它能够通过大数据洞悉整个行业和产业的现状和趋势；在城市建设领域产生了“城市大脑”，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智慧”中心，以其独有的信息感知能力、数据汇聚能力、智慧决策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提高城市管理中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治理效能。职业院校的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建设“数字教育大脑”，作为数据枢纽中心，通过“多模态数据的全面感知系统、基于知识图谱和学习者模型的多智能算法裁定类脑中枢系统和多场景应用的反馈系统的协同作用，支持教师和学生的自适应学习、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教育管理流程优化、多模态教育数据综合评价，以及学校领导层的智慧决策，实现不同场景之间的信息感知、数据汇聚和有效联动，彰显数字化转型的“融合协同”理念。

数字能力体系是关键。对于数字化转型而言，“数字技术能力具有原动力的作用”。从主体能动性视角看，职业院校所具备的数字能力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的纵深程度。这里的数字能力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指职业院校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的综合环境里，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等获得产业、市场和社会信息并为己所用，转化为学校发展动力、战略资源的能力，其核心是“数据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能力”。微观层面，指职业院校运用数字化技术改造自身业务、组织和环境，升级教育教学空间，优化教育教学资源供给，创新教学、评价和治理模式的能力。落实到人的身上，就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数字能力，构成了支撑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数字能力体系，是个体驾驭技术应用，防止技术理性泛滥的根本条件。教育部已经发布了《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规定了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要求。对于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而言，管理者尤其是校级领导层的数字化领导力是关键中的关键，亟待从教育行业标准的角度，研制出学校管理者数字素养标准。（节选自《职教论坛》2023年第9期）